“残疾人”这个词，我们用了很多年，听起来似乎只是一个客观的描述，但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这个词语本身的演变，就能清晰地看到一条社会观念进步的轨迹，以及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构建一个真正包容性社会的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们社会用来指代这个群体的词汇是充满贬义和排斥的，残废”，这个词直接将身体或心智的损伤与“废物”划上等号，彻底否定了人的价值与潜能，在这种语境下，一个人只要某方面有损伤，似乎就失去了对社会的一切贡献可能，成为了家庭和社会的“负担”，随后出现的“残疾”，虽然去掉了“废”这个极具侮辱性的字眼，但重点依然牢牢锁定在“疾”上，即个人的缺陷和病症，整个社会的视角是一种“医疗模式”：问题出在个人身上，需要被治疗、被矫正、被怜悯，社会构建起高高的台阶、狭窄的门框、隔离的特殊学校，这些物理和观念上的障碍，都被视为理所当然，而那个无法进入的“残疾人”，才是需要改变的对象。

“Disabled”这个英文词的引入和其背后理念的传播，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，它直译过来是“失能”的，但它的深刻之处在于，它指的不是这个人本身失去了能力，而是社会环境和设计使其“丧失”了能力，一个使用轮椅的人，他/她失去行动能力的原因不是双腿无法行走，而是因为眼前有一段没有斜坡的楼梯，一个视障人士无法获取信息，问题不在于眼睛看不见，而在于书籍没有盲文版本或语音朗读功能，这个术语的演变，将问题的焦点从个人身上，戏剧性地转移到了社会和环境上，这就是“社会模式”的残障观：残障不是个人悲剧，而是社会设计失败的结果。

基于这种认知的飞跃,“残障”这个中文词汇也开始被更广泛地使用和接受。“障”字巧妙地表达了“障碍”的含义，更贴近“社会模式”的核心思想，它暗示着，这些障碍是可以被移除的，词汇的转变，标志着我们开始承认，社会有责任做出改变。

这种术语演变的背后,是残障者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权利的伸张，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当作被动接受慈善和怜悯的客体，而是大声主张自己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：受教育的权利、就业的权利、无障碍出行的权利、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。“没有我们的参与，不要做关于我们的决定”，这句口号响亮地宣告了他们的立场，他们从被定义的“患者”，转变为自己命运和身份的主导者，权益的争取，也从要求特殊照顾，转变为要求平等的权利和机会。

一个包容性社会应该如何构建？术语的演变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，它必须是“无障碍”的，这种无障碍远不止是修建一条轮椅坡道那么简单，它包括物理环境的无障碍：平坦的通道、方便的卫生间、清晰的语音提示，也包括信息沟通的无障碍：视频配备字幕、文件提供可编辑的电子版本、政府网站符合无障碍设计标准，更包括观念和态度的无障碍：消除歧视和偏见，用平等的眼光看待每一个人，认识到人类的多样性本就是社会的常态，而非例外。

包容性社会强调“合理便利”，这意味着根据个体的不同需求，提供必要的、适当的调整和支持，以确保实质上的平等，为有阅读障碍的员工提供语音软件，允许需要定期复健的员工弹性工作，在考试时为有需要的考生延长的时间，这些措施不是特权，而是实现机会公平的必要手段。

包容性社会的核心是“多元与融合”，它不再试图把所有人塞进同一个模子，也不再是将残障者隔离在特殊的体系内，它欣赏并利用每个人独特的经验和才能，一个融合的教室，能让所有孩子学会与不同特点的同伴相处；一个雇用了残障员工的企业，往往能获得解决问题的新视角和更强的团队凝聚力，当我们设计的环境和制度能够包容那些需求最极端的人时，实际上它会让所有人受益。 curb cuts（路缘坡）最初为轮椅使用者设计，但今天推婴儿车的父母、拖行李箱的旅客都因此受惠。

从“残废”到“残疾”，再到更具社会视角的“残障”和“Disability”，每一个词的更迭，都是一次思想的解放和人权的胜利，它记录着我们如何将责任的焦点从个人转向社会，如何将看待的目光从怜悯转向平等，构建包容性社会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，它要求我们从法律、政策、物质环境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，都进行一场“无障碍”改造，当我们最终不再需要特意强调这些术语，当包容与平等成为社会肌理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时，我们才真正实现了那个让每个人都能有尊严、有机会充分发展的理想社会，这条路很长，但术语演变的每一步，都标志着我们正走在正确的方向上。